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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6 19:05 来源:宣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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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度《中国人口:结构与规模的博弈》,莫龙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2008年3月起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历任主编:卫兴华(1986年3月—1993年10月)杨焕章(1993年10月—1999年5月)王霁(1999年6月—2002年9月)郭湛(2003年3月—2009年1月)段忠桥(2009年1月—现在)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网站该书着眼于宪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试图在梳理“法教义学”的概念和倾向性特征之后,着力呈现“宪法教义学”的整体图景:概念、特征、主要工作(宪法解释、建构和体系化)、与其他法律教义学的关系、力量及其界限,尤其特别论证“宪法教义学应当采取规范主义立场”以及“宪法解释的特殊方法”两大论题。

  索尔斯坦·邦德·凡勃伦(18571929)于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李风华重译的该书中文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对于道德认同较低的人,可以将其所犯错误作为一种促进情感发展的教育资源来进行道德教育,提高其道德认同水平,从而促进其道德行为。

  该书用发展的眼光,对朱熹的《诗经》学思想体系进行了探讨,一扫之前静态研究之弊,为研究朱熹《诗经》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空间。本书从国家制度、政府职能与公共管理体制角度分析了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视角独特而新颖。

构建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契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不仅可从制度上助推建立蓝色经济的生态屏障,还可为突破现有海洋生态保护体制机制瓶颈探索新路径,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创新的有益借鉴。

  该书原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袁秉达为上海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立足中国人民大学,面向国内外学术界,致力于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结合,并注重从多学科、跨学科的视角开展学术研究,力争准确地反映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研究的进展情况,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社会组织论纲》,王名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时代在飞速发展,思想与理论的承继、发展、创新必须与时俱进。

  通过建立并不断完善执法机制,加大对破坏海洋生态行为的打击力度,不断优化推进海洋生态补偿工作的法治环境。从文学上看,尽管近年来对秦汉文学的研究有较大进展,但仍需具有更为尖锐的问题意识,拓宽更具立意的研究领域,探寻更为开阔的研究视角。

  ”  傅璇琮的许多文章、所出版作品的评论文章和相关作品的新闻报道曾发表在本报和本报的子报刊网。

  百度建设中国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不意味要与既有的话语体系彻底决裂和割舍,事实上没有必要也做不到,而是要在对话基础上兼容并蓄,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

  为此,他详细考证朱子书信的写作年代,先作了《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为论文的叙述分析打下了坚实的文献考证基础。傅璇琮一生致力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著述宏富,被学界认为是近30年唐代文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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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 总体而言,该成果视角新颖、内容丰富、观点明确,有助于推进道教史、东亚宗教史乃至整个东亚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来源: 凤凰读书

 有文,有识,有趣——凤凰副刊

 

从宋代建立算起,距今已有千年了,中间还发生过无数次的天灾与战祸,但还是有一部分宋朝的建筑物存留至今,让今人得以一睹彼时的建筑风采,如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的浙江宁波保国寺大殿,建于皇祐年间的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建于北宋中期的山西长子县文庙大成殿、重修于崇宁年间的太原晋祠圣母殿,等等。面对这些历经千年时光的侵蚀仍然保存完好的土木建筑,今天那些制造“豆腐渣”的个人或部门,应该感到无地自容吧——如果他们尚有一点羞耻心的话。

当然,我不是说宋朝就没有“豆腐渣工程”,那个时候肯定也发生过桥梁、城墙、楼房、仓库因建筑质量不过关而突然倒塌之类的事故。不过,为了对付此类“豆腐渣”,宋人发展出一套相当完备的工程质量监控制度——这才是我想重点说的,因为对于今人来说,这套制度也不无值得借鉴之处。

现在,当人们说起中国古代建筑史时,有一部宋人著作无论如何都是无法绕过去的,那就是成书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的《营造法式》,由时任大宋“中央工程院”(将作监)总工程师的李诫编撰而成,并于崇宁二年(1103)刊行。

所谓“营造”,是工程建筑的意思,“法式”,即规则、标准的意思。这部《营造法式》实际上就是宋朝的公共工程建设标准,对土石方工程(壕寨)、石方工程(石作)、大型木料工程(大木作)、小型木料工程(小木作)、泥水工程(泥作)、制砖与制瓦工程(砖作、瓦作)、装修工程(雕作、彩画作)等13个工种的选料、规格、设计、施工、流程、质量,都作出了详细的规范。其中木料与砖的规格都实现了模数化。宋朝建筑物的斗拱通常由上千个构件组成,榫卯复杂,必须一一对榫精准;宋朝修建城墙的用砖,往往由不同的窑厂烧制。如果不对木料、用砖的尺寸加以标准化,很难想象一项大型工程能够顺利完工。材料的模数化,则不但可以大大提高工程建设的效率,还能够保证施工的质量。

对于建筑物的质量而言,地基是极关键却又容易为人疏忽的一个环节,许多建筑物之所以在地震中倒塌,跟忽略了地基质量不无关系。因此,《营造法式》对修建城墙、房屋的地基建设标准也提出严格规定:“凡开基址,须相视地脉虚实。其深不过一丈,浅止于五尺或四尺,并用碎砖瓦石札等,每土三分内添碎砖瓦等一分。”如果选址临近水边,则不但要深挖,而且开挖面必须更大,并钉立木桩加固:“凡开临流岸口修筑屋基之制:开深一丈八尺,广随屋间数之广。其外分作两摆手,斜随马头,布柴梢,令厚一丈五尺。每岸长五尺,钉桩一条。梢上用胶土打筑令实。”这样才可以防止发生塌陷。

总而言之,从质量管理的角度来说,《营造法式》的发布,相当于给宋朝的公共工程建设制定了一个ISO质量标准,工匠如果严格按照《营造法式》的要求选料、设计、施工,不难建造出可抗击“××年一遇”的地震的工程。宋朝负责工程质量监管的部门,也可以依照《营造法式》的标准,对竣工的公共工程质量进行验收,因此,宋政府对建筑质量不过关的工程,也常常以“不如法”“不中程”来表述。这样的用词表明宋政府已经确立了一套验收工程的国家标准。

上面所说是宋朝工程质量监控体系的其中一项制度:公布“营造法则”,设立公共工程建设标准。此外,宋政府还对公共工程实行“保质期”制度,即工程完工、投入使用后,在若干年限内如果发生破裂、损隳、泄漏、垫陷等质量问题,则追究设计方、施工方与监修者的刑事责任。这个“保质期”一般是五年,重要的工程是八年。

宋仁宗天圣年间,朝廷听闻各地“修盖舍屋”,“多不牢固”,便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对工程质量的检测,“添差监官点检,须要牢固”,并重申一道立法:“今后所修舍屋、桥道,旧条:若修后一年垫陷,原修都料(工程设计者)、作头(工头)定罪,止杖一百,二年内减一等;未满三年,又减一等。监修者又减一等。如岁月未久,具名闻奏严断。虽差出改转,及经赦恩,亦仰根逐,劾罪以闻。今差监官点检催促,须是尽料修盖,久远牢壮。今后应修盖舍屋、桥道等才了,书写记号板讫,如修后未五年垫陷,并以前条年分下逐年递减一等断遣,遇赦不原。”

——意思是说,房屋、桥梁等公共工程,如果在完工后一年内发生垫陷,负责该工程的设计者与工头,将被处以杖一百的刑罚;如果是两年内发生垫陷,刑罚减一等;以此类推,直至满五年。监修者受到的责罚比设计方、施工方又减一等。这些罪罚不得赦免,即使相关责任人已调离原职位,也不得免于追究。

另外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五年的“工程保质期”只是针对“垫陷”之类的一般性质量问题,并不适用于恶性的建筑事故。如果发生倒塌之类的严重事故,问责将不受五年保质期之限,惩罚无疑也会更加严厉。如宋真宗时,由于对“天雄军修城不谨,战棚圮”事故负有责任,一个叫作贾继勋的官员被开除公职,流放汝州;另外两名官员被削职,发配许州、滑州服役。

那么新的问题来了:如果一个公共工程在使用多年后才发生事故,宋政府又如何确认当初的设计方、施工方与监修者是哪些人?这个问题不难。因为宋政府还对所有公共工程建设推行“物勒工名”的制度。

所谓“物勒工名”,是指国家强制工匠在他们制造的器物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一旦发现产品的质量问题,即按名字追溯制造者的责任。据说早在春秋时已经有了“物勒工名”的制度,《吕氏春秋》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以情。”当时的兵工厂,都要求工匠在所造兵器上勒刻名字,作为对兵器质量的担保。宋政府将这一制度应用到工程营造中,景德三年(1006)六月,由于“近日京中廨宇营造频多,匠人因缘为奸利,其频有完葺,以故全不用心,未久复以损坏”,宋真宗下诏申明一道法令:“自今明行条约,凡有兴作,皆须用功尽料。仍令随处志其修葺年月、使臣工匠姓名,委省司覆验。”即要求以后凡兴建公共工程,必须保证质量,竣工后在所修建筑物上找个地方,标明建造的时间、施工的工匠与监工的姓名。我注意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建筑工程也开始标明设计方与承建方的名称了。这既是国际通行惯例,也算是对“物勒工名”传统的继承。

还有一点我想补充说明:在宋代,“物勒工名”传统已开始演化成“商标”形态。这是因为,“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开始只是强制性的责任认定,但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它使一部分优秀工匠的名字脱颖而出,成为获得广泛信任的品牌。当品牌形成之后,拥有这一品牌的工匠就会一改被动的“物勒工名”,而主动在自己制造的产品上留下独有的标志,以便跟其他人的同类产品区分开来。于是“商标”便产生了。今天我们从出土的宋代铜镜、银铤以及宋版书籍上,都可以看到制造者留下的标志。这些标志,通常都是工匠出于防伪、宣传品牌之考虑而主动留在产品上的,并不是为了应付官方的强制“勒名”要求。

工匠所隶属的行会,也会对工匠的作业流程、产品质量提出规范和要求。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结社很发达的时期,南宋时,杭州的行会多达“四百十四行”,其中工匠所组织起来的行会,又叫作“作”,有“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作、裹贴作、铺翠作、裱褙作、装銮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等二十几种。出于对行业声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理性考虑,各个行会组织通常都会对本行的产品质量提出“行业标准”,比如在北宋汴京,“凡百所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盘合器皿,车檐动使(用具)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稍似懈怠,众所不容”。这个“装鲜净盘合器皿”,应该就是汴京的饮食行会制定的“行业标准”,“众所不容”的“众”,非指公众,而是本行行众。清代光绪年间,某地泥作匠行业公所订立行规,其中有一条即规定:“泥墙须包三年,如三年内倒塌者,归泥匠赔修”。加入本行会的所有泥作匠,均须遵守这一条款。我相信宋朝的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也有类似的行规。

讲述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宋朝的工程质量监控制度至少包含了四个层面:国家制定的工程建设标准;政府强制推行的“物勒工名”制;五年“保质期”制,以及工匠行会自行订立的“行业标准”。无论是哪一种质量保证举措,即使放到今日社会,也未为过时。

古代尚未发明钢筋水泥混凝土技术,而且古人习惯使用比石料更容易耗损的土木材料,但是,只要严格把好质量关,古人却能建造出比某些混凝土工程还要耐久的建筑物,其中一些建筑物还经受住千年时光的侵蚀,留存至今日,让你不能不对创造奇迹的先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摘自:《生活在宋朝》吴钩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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